日本投降4年后,解放军又全歼了一支日军

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1周年,“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联手,一致抗日。经八年浴血奋战,曾经在中国土地上横行肆虐的侵华日军放下了武器,中华民族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侵华日军就从中国大陆消失了吗?并非如此,一直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山西太原一役时,最后一支成建制的日军部队才被歼灭。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改称为解放军之后,在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顺带着收拾了最后一支侵华日军。说起抗战结束,有几种说法:一是“远东最后一战”。1945年8月9日至27日,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在完达山余脉、黑龙江省虎林县的“虎头要塞”,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搏杀。虎头要塞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设施齐全,被日本关东军自诩为牢不可破的“东方的马奇诺防线”。战役期间,日军虎头要塞司令部通过无线电接收机收听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玉音广播”,却拒不相信,命令关掉收音机,自恃要塞坚固,继续顽抗。但苏联红军仅用18天就摧毁了虎头要塞,近两千名关东军,除53人突出苏军包围逃走外,全部被歼灭。史载,“日苏虎头决战的结束,既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宣告了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最终迎来了抗战的最终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枪声在这里终止。”一是“对日寇最后一战”。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高邮城仍然被日伪军占领。高邮城四周为湖泊河流所环抱,城墙高厚,工事坚固。城内有日军独立混成第96旅2个营和伪军第42师7个团防守,武器精良,拒不投降。1945年12月底,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亲自部署指挥,发动了一次重大战役——高邮战役。经浴血奋战,12月26日凌晨4时,新四军攻进日军司令部,迫使日军高邮警备大队大队长岩崎大佐率部投降,当天举行了受降仪式。3天后,粟裕接见缴械的日军军官,岩崎大佐将祖传的紫云刀献给了粟裕,以示敬服。是役歼灭日军1100人,其中俘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891人;歼灭伪军3600余人,其中俘第42师师长以下官兵3493人,缴获各种炮61门,各种枪4308支。高邮成为中国军队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县城,人们也说: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但是,仍然有侵华日军并未放下武器。《萧克回忆录》中,萧克将军回忆了1947年4月9日开始到5月10日结束的“正太战役”,是役共歼敌3.5万余人,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不仅孤立了国民党战略要地石家庄,而且切断了固守太原、榆次两地的阎锡山部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在“正太战役”中,还有意外的收获,《萧克回忆录》中写道:“日本投降时被阎锡山收编的一个日本保安大队500余人,也向我军投降。这是日本军队侵华以来向我军投降的最后一支军队。”当时这支500人的日军,编号是阎锡山的“保安第五大队”,镇守在阳泉城内的狮脑山,5月3日下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他们被迫下山投降,阳泉全境解放。当时日军“保安第五大队”与解放军代表谈判接洽投降的照片,留存至今。值得一提的是,5月4日,中共冀晋区党委决定:在阳泉建市,并正式组建了首届中共阳泉市委和阳泉市人民政府。阳泉成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这支在阳泉投降的日军保安大队,隶属于阎锡山麾下、主要由侵华日军组成的“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他们的全部覆亡,要等到1949年4月解放军打下太原的时候了。遥想当年,在山西战场上的解放军战士应该很纳闷:抗战胜利都几年了,怎么还会在战场上遭遇到日本鬼子?回溯历史,这一怪事,是几种邪恶力量纠合在一起才产生的:中国军阀根深蒂固的“实力为王”“实用至上”心态,罔顾民族情感;“山西王”阎锡山精明的商人算盘,迷信日军的武力;日本军人不甘失败妄想东山再起的梦呓——他们看中了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幻想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留在山西的日军,将成为日本复兴军的先头部队。历史就是如此复杂却真实。“七七事变”后,山西成为抗战主要战场,抗战期间,山西战场战役战斗之频繁,战争区域之广大,敌我斗争之残酷,都是十分罕见的。日本人在山西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但抗战胜利后,太原城里的日本人,依然气焰嚣张。当时任阎锡山军第43军暂编39师师长兼新绛警备司令贾宣宗回忆说:“(日本投降后)日本大小汽车、摩托车,依然在街上横冲直撞;日军官兵牵着狼狗,在人群中乱咬,也没人管。”《晋系军阀全传》一书中还写了一个细节:1945年9月初,在太原桥头街,一位老汉卖醪糟,日本人喝了两碗,扬长而去。老汉说了一句:“这不是你们的天下了!”那日本人竟然拿出刀子在老汉的腿上刺了两刀。老汉晕倒地,却无一人敢出来说话……战败后,日本人胆子为何还如此之大?贾宣宗在回忆中说得很清楚:“阎回太原后,日伪不分,敌我共处,错综复杂,乱成一团。日军认为他们被留用,要替阎打共产党,所以还是耀武扬威。”阎锡山年轻时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自诩“日本通”,素来亲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太原,首先想到的不是缉拿日伪战犯,而是为了反共豢养投降日军。与日军接触之后,弄出了一个日军“寄存武力于山西”的方案。这一计划的日方重要参与者城野宏,多年之后写了一篇回忆长文《保卫山西——日籍部队太原战役亲历记》,刊于《山西文史资料》,他回忆道:“阎锡山回到太原第四天,即召集留在太原的日本人数百名在省府大礼堂发表演说,其中有谓:‘君等如愿留在山西与予合作,则不仅给以生命财产之保障,在经济上亦必给以适当报酬。’这是他提出日人留在山西计划的第一着……(双方)举行谈判,商讨驻晋日军善后问题,这项谈判,每天在半夜十二点开始,谈到凌晨四时,阎方代表赵瑞便披星戴月,赶去报告,据他说:阎锡山在早上四点半便到办公厅听取他的报告。“经过五天谈判,双方获得结论如下:一、日军中如有自愿留在山西者,可向其原属部队日军司令申请复员,脱离日本军籍,此后加入新的日军部队,归由阎长官指挥。二、阎长官同意,所有留用之日本军人,全体给以军官待遇,并照原来军阶连升三级。三、给以宿舍,并许在军营以外地区居住。四、薪酬照应聘者资格从优议定之。五、服务合同为期两年,期满如愿返日,一切由阎负责代办。六、一俟对日交通恢复,将协助办理申请各日人家属来晋居住或汇款返日接济家人生活事宜,日人如愿与中国人结婚,甚表欢迎。”史载,经阎日合谋,抗战胜利前盘踞山西的日军骨干基本都留了下来,1947年6月,阎锡山将残留日军改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编制人数9726人。其中有日系军人2447人、华系军人7297人。但从总队长到各团团长,领导骨干基本是日本人。十总队有着明确的纲领,他们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而奋斗。日军骨干还成为阎军的“导师”,山冈道武、澄田睐四郎先后主持阎的绥靖公署总顾问室,每天进出绥署作战组,参与军事筹划。其他各级军官则大量担任阎军各兵种的教官,阎军各部队师以下军官全要经过日本顾问的轮训,如阎军的亲训师,就是留驻日军训练出来的。这段诡异而隐秘的历史,散见于各类史料,除了城野宏外,还有一位历史亲历者奥村和一拍摄了一部《蚂蚁部队》的纪录片,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国作家、《中国远征军》作者罗学蓬也专门挖掘过这段历史,出版了著作《蚂蚁部队:八一五后滞华日军覆灭记》一书。“蚂蚁部队”,是当年这支残留山西的日军的自称,得名于他们在山西“杀人与被杀”“像蚂蚁那样被战争铁蹄肆意践踏”。历史证明:这个名字很贴切,只是他们并没有蚂蚁那般顽强的生命力。毫无疑问,如此规模的日军在战后仍然全副武装残留山西,不仅严重伤害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民族情感,也严重违反了关于日军全部解除武装的《波茨坦协议》。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愿意留下来,他们并没有“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梦呓,只想早日返回日本。城野宏回忆说,他当时想尽各种方法劝说名义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日军及在华侨民继续留在中国,极力宣扬所谓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日军残留山西的目的和意义,要日本人“卧薪尝胆,为了复国而残留”。他甚至派人到河北和北京,煽动那里的日本人残留山西。确实有效果,聚拢了一批死硬分子,比如臭名昭著的战犯、亲手策划刺杀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把侵略者留下来,阎锡山也煞费苦心,他不仅派人到各部队游说,甚至亲自到日军军营中演讲,鼓动日军加入晋军,并许以各种优厚待遇,对日军军官更是极力拉拢。并成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合谋社”,下设军事处、经济处、总务处以及文化处,均由日本人负责。但更多的日本人是被胁迫留下来的,“合谋社”放出风声:“如果留守人员总数达不到阎长官要求的1.5万人,就将在山西曾犯有杀人、掠夺、强奸等罪行的日军官兵作为战犯判刑,复员回国毫无希望。”有的日本兵还受到上司威胁——不服从命令者,格杀勿论。老兵奥村和一在《蚂蚁部队》纪录片中愤怒地控诉:他们当年听从长官命令,要求留在山西执行任务,等待某一天日本军队重返中国,继续他们侵略和征服中国大陆的野心。但最终九死一生回国后,却被告知他所参加的这支部队已在参战当地解散,战后第二年就被撤销编制。因此,他不能像其他日军官兵那样领取军人“补助”……深感不平的奥村和13名同部队的官兵于2001年起诉日本政府,要求给予补偿。法庭的判决令他们绝望而愤怒——“自行决定滞留继续战争”。简而言之:这是一群被出卖、被遗忘、被践踏的“蚂蚁”。阎锡山自然不希望外界知道“合谋社”的合谋,他一再否认侵华日军编入了晋军,还让这些日军穿上了国民党军装,并为他们配发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这是一群很“敬业”的“演员”,残留日军甚至都起了中国名字,元泉馨叫元全福,岩田叫于福国,今村方策叫晋树德,城野宏叫李诚……暂编十总队是国军的正式番号,这些在编人员的名字,都登记在南京国防部铨叙厅的军官名录上。但纸岂能包得住火?看过电视剧《潜伏》的都知道,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规模发动内战前,国共一直摩擦不断。1946年初,在美国人的干涉下,蒋介石被迫暂缓对解放区的进攻,双方共同成立“军事调查小组”分赴全国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3月,共产党代表陈赓、国民政府代表邹陆夫、美方代表赫利组成的山西太原三人军调小组开始视察。然而,蒋介石虽公开下达停战令,但同时又密令军队“抢占战略要点”,因此阎锡山并未从此收手。就在三人小组抵达太原前,阎锡山派出阎、日军3万余人,在白晋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还让日军旅团长指挥作战。八路军(此时还未改称“解放军”)缴获了日、阎的联合作战命令,揭露他们勾结日军挑动内战,阎锡山却矢口否认,还叫御用报刊造谣“增援之共军中,有武装之日人300余参加作战”等。为了查明真相,经陈赓提议,3月23日,太原执行小组乘火车来到白晋铁路北段祁县境内的来远镇。阎军惧怕执行小组实地勘察,连夜埋了地雷,企图恐吓阻止。执行小组才走出镇子100米,就踏响了一颗地雷,炸伤3人,陈赓纵队的作战科长王兰亭伤势过重在医院逝世,陈赓也险遭不测,引起一些人的恐慌。《陈赓传》还原了陈赓的大智大勇:他不怕恫吓,拿着军调部的旗帜,冒险走到阎军炮兵阵地,抓住一个穿着国民党军服但只会说日语的日本兵,举起相机就对准他“咔嚓、咔嚓”按了几下快门,然后把这个吓得失魂落魄的鬼子兵带回来远镇,作为阎军留用日军进攻八路军的证据。后来提起这件事,他哈哈大笑:“其实我的相机里没装胶卷。”经过陈赓的坚决斗争,终于制止了阎、日军的进攻。执行小组回到太原后,4月1日太原各报发表的《太原小组答中央社记者》新闻稿里,被迫承认阎锡山利用日军攻打八路军的事实,说“中共代表要求缴本区日本人之武装……本区日俘在4日内将可完全集中于太谷县”。阎锡山迫于压力,公开处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日军战犯,也将一部分日军遣送回国。其余日本军人更隐秘地潜伏下来,他们被阎锡山寄予厚望,妄想将来成为把共产党赶出山西的“奇兵”。阎锡山能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是迷信日军的战斗力,他曾多次表示:与其要10万中国军人,不如要1万日本兵。日军也颇为自信,城野宏回忆说,当时河本大作对于把日军留在山西一事,举起双手赞成,他说:“这样对我们大大有利,因为一个中队的日军便可在中国横行阔步,有一个师便可控制华北,有日军作后盾,便可充分开发山西的资源。”日军在晋军中颇受重用,他们也算得上卖力,比如,《晋系军阀全传》中写道,晋军专门有一个“碉堡建设局”,留用了日本军事技术人员200余人,作为各碉堡区构筑钢筋水泥工事的技术指导,他们此后为阎设计了对付解放军的“没奈何碉”,这种碉堡全部用钢筋水泥筑成,在其枪眼孔内安设了一个水泥球体,中心留有枪眼,可以随意旋转,射击时将枪眼转向正面,停射时将枪眼转到侧面,外面枪弹射不进去。确实很有日本风格。这支“蚂蚁部队”多次与解放军交战,他们的战斗力确实高过晋军,但在解放军面前,表现如何?1948年6月,解放军发动晋中战役,先在平遥歼灭了阎锡山的精锐“亲训师”,这是他的王牌军,由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和教官。但被解放军用3个小时全部消灭,共歼敌7000人,其中打死近3000人,俘虏中还发现几个日本人。阎锡山又急又气又心疼,急令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和副总司令原泉福(日本人,原为日军驻长治的中将旅团长)赴祁县统一指挥作战。除当时已在各地驻守的三十四、三十三军及暂编第九总队等部队外,随同的机动部队,派出了他的“奇兵”暂编第十总队,大部为原泉福旧部,总队长为日本人晋树德,用来保卫野战军司令部。《徐向前传》记载说:其他同志担心敌人占有优势,但徐向前却高兴地说:“来了才好!日寇战犯原泉福一贯骄傲自大,赵承绶昏聩无能,做不了原泉福的主,我们正可利用敌人指挥官的这些弱点,加上自己的努力,寻找机会把它吃掉!”这一仗,果然如徐向前预料,赵承绶想从小路和田埂撤回太原时,原泉福极力反对,骂阎锡山胆小鬼,叫他不要怕,把部队集中起来“同共军决一死战”。赵承绶无法,只好听原泉福的摆布,没有集中兵力突围,反而分兵三路向解放军进攻,企图“一决雌雄”,这就为解放军部队赶上巩固包围圈赢得了时间。此役结束,解放军歼敌10万余人,生擒赵承绶,解放晋中全部土地,当时阎锡山部队完全崩溃。史载:解放军追击中,几个战士追击着上百的敌兵,敌兵只知道拖着枪跑,顾不上停下来还击,直至累倒在地,乖乖缴枪投降;人民群众也纷纷跑出来抓俘虏,清源县有个老农,拿着扁担,一下缴了十几个敌人的枪;三位新华社前线记者,俘敌37名,还缴了两门炮,两挺机枪,10多支步枪。“蚂蚁部队”也遭受重创,《徐向前传》记录了珍贵的细节:“原泉福带着几个随从,刚从西范村狼狈溃逃到小常,被解放军一发迫击炮弹击成重伤。他死前对总部的参谋处长哀叹:‘没想到徐向前的厉害,十总全完了!’……成百个日本军官都扔下指挥刀和望远镜,低垂着脑袋高举双手。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晋中战役后,解放军围攻太原,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最为惨烈的一次攻城战。太原外围的牛驼寨争夺战,又是太原战役中最惨烈的恶战之一。解放军一轮猛攻,占领了牛驼寨,阎锡山急令日军反攻。经晋中战役,日军还剩1100余人,他们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拼死反扑,几轮进攻被粉碎后,人员伤亡惨重。指挥官今村方策(化名晋树德)做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使用毒气弹。接下来的两天里,日军持续用大炮向牛驼寨发射“联二苯”毒气弹,解放军战斗减员严重,仍顽强坚守阵地,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牛驼寨。经休整后,又以雷霆万钧之势重新反击,再次拿下牛驼寨。牛驼寨之战,日军被打死700余人,剩下500人撤回太原城,只能拼凑成一支炮兵部队,他们仍叫嚣着要“为阎长官死斗到底”,但阎锡山已乘飞机跑掉了,太原城破在即。1949年4月20日凌晨,解放军总攻太原,4月24日,在解放军占领南京的翌日,太原解放,城野宏在《保卫山西——日籍部队太原战役亲历记》中回忆道:“(解放军的)炮弹最先落在小东门及体育场附近,我们军人的眷属,大部分在新民北街的司令部内躲避,傍晚时,小北门一带,发炮声和爆炸声几乎同一时间响着,这是城墙被击中的声音,我军的大炮,也摆在大街上,四方八面向外面射出。二十三日晚,军司令部的四层建筑物也中弹震塌了一半,城内上空炮弹啸声嘶嘶,远的近的爆炸声响,已辨不出是何方所发,事到如今,唯一方法是权保性命,再考虑下一行动了。今村司令和我退到司令部二楼的小房间里,邀集各干部,叫他们不要再作无谓牺牲,暂时不要还击,可是楼下的冲锋队已来不及听到这个命令,他们正用机枪和自动步枪向冲入城的共军开火,原来共军用大炮轰破小北门城墙后,便从缺口涌入城来。“共军后来闯上二楼司令部,我们把军刀及手枪交出,成为俘虏,他们便喝令我们到城外的收容所去。我们遵命排队下楼时,还看见一个共军在楼上向天施放信号表示占领了司令部……”侵华日军余孽,就此覆灭。城野宏被俘后,先后被囚禁在太原、抚顺监狱,为时15年。1956年,被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64年在抚顺监狱特赦提前释放回国。被释后,他要求来太原参观。获准后,他参拜了“解放太原死难烈士纪念塔”,敬献了花圈,在牛驼寨战争遗址向牺牲的解放军默哀致敬,忏悔了罪行,当时陪同的人回忆说:城野宏多次泪流满目,还在一片纸上用中文工整地写下:“今日的战争罪犯,明天的友好使者。”作为一个前军人,他还反思了为什么解放军能够获胜: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士兵都是有觉悟的战士”,因为士气旺盛就无往而不胜……没错,正义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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